“我用敌人的坦克，把敌人的一辆军用半履带车拖到了我军阵地上……”
9月26日，在武汉市汉阳区的一家养老院，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住进该养老院不足一个月的退休老人夏国斌。已97岁高龄的他，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我军老战士。
夏国斌老人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曾驾驶敌人的坦克，把敌人丢在战场上的一辆军用半履带车拖回我军阵地上，获得战友们的称赞。另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本人多次遇险，也曾目睹两位战友壮烈牺牲在敌机的袭击中。
夏国斌老人。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以下内容，由夏国斌老人讲述：
我叫夏国斌，祖籍在江西吉安县。1928年端午节前一天，我出生在武汉市汉口民权路花楼街一户平民家里。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居住在花楼街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房子里，我父亲靠贩卖煤炭谋生。
1937年年底，南京被日寇攻占后，武汉就成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日军不断出动飞机轰炸武汉，我们一家人也因此整天生活在恐慌中。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只有把日本鬼子赶跑，我们一家人才能过上安稳日子。1938年春天，我哥哥因在武汉一所中学就读，随学校一起迁到了湖北省恩施地区。抗战胜利后，我哥哥才回到武汉。
1938年6月，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会战打响后，我母亲带着我、我的两个姐姐和妹妹，逃到武汉市原汉阳县永安镇我外婆家躲避战火。我父亲则留在花楼街守护自家的房子，但令人感到气愤的是，房子先是被日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塌，接着被攻占武汉的日军放火烧成废墟。有一天，父亲在街上行走时，被日本鬼子拦住，日本鬼子无端侮辱我父亲，还用枪托狠狠地砸打我父亲的头部。因为缺少医药，父亲带伤逃到我外婆家后不久，就因伤重不治去世。从此，我就更加痛恨日本鬼子。当时，我大伯的女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正在与战友们一起打击日本鬼子。我决定向大伯的女婿学习，我也要参加抗日队伍，上战场消灭日本鬼子，为父亲报仇。
我听到大人说，有一支抗日队伍在湖北省洪湖地区活动，我就决定去寻找这支抗日队伍。1938年年底的一天，我瞒着母亲偷偷离家出走，沿着长江岸边一路往长江上游走。饿了时，我就到沿途的村民家讨饭吃。困了时，我就睡在路边的稻草堆里。也不晓得走了多少天，我竟走到了洪湖地区的原监利县。在该县朱河镇，我找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工队。听我讲述自己的经历后，这支队伍的负责人感到十分震惊，他对我说：“你还是个孩子，你还没有步枪高，我现在还不能收你当兵。等你长大了，你再来报名参军，你一定可以成为合格军人。”该负责人担心我在回武汉地区途中遇到危险，劝我不要冒险返回武汉地区，还把我安排到朱河镇吴继海老人家生活。在吴继海老人家，我学会了放牛、耕田、捕鱼等技能。
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离开吴继海老人家，回到武汉与母亲、哥哥、姐姐妹妹等家人团聚。母亲把我送到一名亲戚家开的汽修厂里当学徒，我掌握了修理轿车、卡车、拖拉机的技术，还学会驾驶汽车、开拖拉机和开推土机等技能。1947年夏天，我到河南信阳一家汽修厂当师傅。1948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后勤部的一辆吉普车坏了，送到我所在的汽修厂修理，我很快就把它修好了。后勤部的同志就聘请我到后勤部当汽修技工，每月发300斤小米给我当薪资。1949年1月份，我对后勤部的同志说，我不要这300斤小米的月薪了，我要到他们部队当兵。我被批准入伍，实现从军梦，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随后，我随部队参加解放武汉、解放长沙、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斗。
1950年2月，我军西南军区在重庆成立后，我在军区后勤部工作。会修车又会开车的我，被我军第61军军长兼川北军区司令员韦杰要去担任他的汽车司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与战友均渴望到抗美援朝战场上杀敌立功。这年年底，韦杰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60军军长，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第60军司令部小车班司机兼修车技师。
夏国斌在部队服役照。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
1951年3月中旬，军长韦杰率领部队乘坐火车从安东跨过鸭绿江入朝。我则奉命在安东采购一批重要军用物资后，再开汽车运着物资于夜间从安东鸭绿江的便桥上进入朝鲜，快速赶到朝鲜定州与韦杰军长会合。
第五次战役打响前的一天夜间，军长韦杰在兵团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受领作战任务后，与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坐我驾驶的吉普车，要在当天夜间赶回军司令部。为避免遭到敌机轰炸，一路上，我关着车灯驾驶吉普车前行。在快要抵达军司令部时，突然有敌机飞到我们前方投下几颗照明弹，把夜空照得亮如白昼。此时，我还看到有一辆我军的大卡车迎面朝我们冲过来。为避免被敌机发现，也为了不与大卡车相撞，我猛地打方向盘调整吉普车前进方向，但吉普车失控冲进二三米深的弹坑中。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敌机没有发现我们， 吉普车也没有与卡车发生相撞事故。敌机飞走后，韦杰军长关切地问我们：“你们受伤了没？”获知我、两名警卫员和参谋四人都安然无恙时，他长长地舒一口气。他的双腿膝盖因在事故中猛地撞到座位前方的铁挡板上，受了皮外伤，他的腰也扭伤了。两名警卫员就找来一副担架，把韦杰军长扶到担架上。我们四人合力抬起担架一路小跑，把韦杰军长安全护送回军司令部。当时，我感到很惭愧，我觉得是我没把车子开好，才把吉普车开进了弹坑中。可韦杰军长却安慰我，劝我不要有心理压力。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因为我开的吉普车已摔坏且没有修复价值，我成了没有车子开的司机，我就找到军长韦杰，请求他批准我跟随军里的尖刀部队行动：“ 我要上前线，我要从敌人那边抢一辆车子回来。”韦杰军长批准我随军里的尖刀部队行动，并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后几天，我随尖刀部队往南迅猛推进，多次穿插到敌人后方，截断敌人退路，与敌人激烈交火。一天夜里，我们尖刀部队与兄弟部队联手，给予一股敌人以沉重打击。这股敌人在扔下同伙的尸体和十几辆汽车、几辆坦克、几辆军用半履带车等武器装备后，如惊弓之鸟般一哄而散。我立即摸黑对敌人丢下的重型武器装备进行检查，发现所有汽车都因受损而不能开动。但其中有一辆坦克完好无损，还有一辆履带被打断、仍可开动的军用半履带车。所谓半履带车，就是一种既装有车轮又装有履带的车辆。于是，我就决定用这辆坦克把这辆军用半履带车拖回我军阵地。我用钢丝绳把半履带车和坦克连接到一起。
夏国斌和战友们与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坦克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翻拍。
我钻进坦克驾驶舱中，启动坦克，并操纵坦克平稳地往我军阵地上疾驰。在这之前，我没有开过坦克，但我在汽修厂当学徒工时，学会了开推土机。在我看来，会开推土机的人就能开坦克。那一夜，在天亮前，我用敌人的坦克，把敌人的一辆军用半履带车拖到了我军阵地上……战友们都称我创造了奇迹，他们纷纷跑来与这辆坦克和这辆半履带车合影留念。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敌机非常猖獗。我曾目睹两位战友牺牲在敌机的袭击中。其中一位战友是救护车驾驶员，他在夜间开着救护车过桥时遭到敌机袭击，敌机用机载机枪疯狂扫射救护车，救护车中弹后起火爆炸，他也因此壮烈牺牲在救护车的驾驶室内。另一名战友是卡车驾驶员，他夜间开着卡车行驶时，敌机扔下的航空炸弹落在卡车旁边爆炸，他受重伤后，不幸牺牲。这两位战友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1951年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志愿军第60军随即撤到朝鲜谷山地区休整。这年7月份，我和一名从事翻译工作的战友奉命开着一辆中型卡车从安东出发，负责将一批物资运送到志愿军第60军司令部。一路上，我和这名战友轮流开车，昼伏夜行，躲过敌机的无数次袭击。但在车子到达谷山地区时，我们遇到大麻烦。当时，夜色深沉，几架敌机突然飞到我们头顶上空，其中一架敌机扔下照明弹后，另几架敌机接连朝我们投下炸弹，炸弹爆炸掀起的土块、石头，像冰雹一样砸在我们的卡车上。我因头部受伤，昏倒在卡车驾驶室内。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躺在我军东北军区沈阳总医院的病床上。我从管床护士口中得知，我受伤昏迷后，受伤不重的翻译战友救了我，把我送到志愿军设在朝鲜的野战医院抢救。稍后，我被部队送回沈阳总医院接受治疗。因为我的大脑受损，所以我右胳膊和右腿变得僵硬和不听使唤。
在沈阳总医院治疗三个多月后，我就向医院递交出院申请书。我对医生说，我的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医生没有阻止我重返战场。1951年年底，我重返朝鲜，回到了志愿军第60军司令部小车班。我抓紧时间将自己掌握的汽车修理技术传授给小车班的战友们。
1952年9月，韦杰军长作为志愿军官兵国庆观礼代表团成员，受邀回国参加当年的国庆节活动。韦杰军长让我与他一同回国，他要把我送进全军最好的医院301医院接受治疗。我就随他从朝鲜动身回国，并到位于北京市的301医院接受治疗，但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完全康复。后来，我被评为五级伤残军人。
夏国斌老人获得的部分纪念章。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1952年年底，我被调到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当助教。我全力协助教员，采用“理论讲解+实操示范+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把汽车和坦克装甲车的驾驶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
1968年，我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到南京汽车厂工作。1969年，我主动要求调到湖北省十堰市，参加建设二汽工作。1988年，我从二汽退休。
几十年来，我经常想念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2019年清明节，我曾专程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给烈士扫墓。之后，我从沈阳出发赶到丹东，到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并前往丹东市鸭绿江边断桥处，隔着鸭绿江祭奠长眠在朝鲜大地上的战友。
夏国斌老人寄语长江日报读者。 长江日报记者陈其雄 摄。
我常常对年轻人说，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人认真工作，努力拼搏，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永远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