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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中国每一次科技体制变革都回应了时代命题|读+

成就与挑战伴行中国科技任重道远 2020年是科技丰收之年对中国科技事业来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堪称丰收之年。

成就与挑战伴行中国科技任重道远

2020年是科技丰收之年

对中国科技事业来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堪称丰收之年。

——新冠疫苗研发成功;

——“嫦娥五号”探月返回器携带1731克月球土壤样本成功着陆。

——国产载人深海潜水器“奋斗者号”连续多次坐底万米深海,刷新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团队研发出可达音速16倍的超高音速冲压引擎。

——量子计算机原型“九章”,测试理论速度较目前最快的超级电脑快100万亿倍。

——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实现首次放电,为建造核聚变反应堆打下基础……

而在2021年伊始,就有好消息传来,天问一号成功“太空刹车”,顺利进入火星轨道。

无怪乎牛年春晚,“北斗”“嫦娥”“天问”和载人航天这四大系统的总师齐齐亮相,笑容满面向国人拜年。

“十三五”时期我国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实施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进步。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成;在超级计算、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方面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5G研发应用和产业化全面推进。复兴号高速列车、龙门五轴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超导磁共振等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替代。

科技挑战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专注于研究中国科技政策和体制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这些科技成就是“十三五”以来系列成就的一部分,是“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力不断蓄积投入、科技体制改革发力的成果。

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中国每一次科技体制变革都回应了时代命题|读+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立帅。

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2017年的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二十位升至2017年的第十七位。

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12.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为2.23%。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高铁、5G移动通信、新能源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世界前列。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中国科技事业也面临更大的挑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够,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还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我国科技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决策落实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够,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纵览70多年来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历程,魏立帅认为,每一次变革都是回答时代命题、回应时代需要,取得了成就,同时又会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则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动力。

【访谈】>>>

以科学院为中心的科技体制奠定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基础

读+:谈“中国科技体制”,应该从何处谈起?

魏立帅:1915年中国科学社和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化建设的起步,中国初步形成了“英国皇家学会型”即民间分散型的科研体制。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逐渐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的初步确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看到科技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科技落后。”瑞金时期,苏区政府处于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下,发展科技事业的主客观条件都比较欠缺。延安时期,根据地领导组织了科技工作。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来中央成立自然科学院等机构。1938年到1944年延安创办工厂近百个,创建了49个医疗卫生单位,开办了延安第一个气象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科学大众化运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务院下设科学院,并赋予其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行政职能,但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科学院不在地方设置管理机构。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隶属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任院长。这样,以科学院为中心、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读+:这一体制运行得怎样?

魏立帅:以科学院为中心的科技体制促进了科技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局限性也暴露出来,表现为统筹协调不力、培养科学干部和团结科学家不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力以及学术领导不力四个方面,难以实现对全国科技工作的领导职能。究其原因,科学院虽然被赋予领导全国科技工作的职能,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和体制机制保障,单纯学术指导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科技的任务。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包括科学院。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仍由国务院指导,但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保留了其国家最高学术领导机构的定位。此后科学院设立学部,强化了学术中心职能,淡化了科技行政管理职能。

从1953年开始,随着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科技体制逐渐由科学院体制转化为“大科学”体制。

“两弹一星”和石油会战是“大科学”体制的重要成果

读+:“大科学”体制是怎样建立的,取得了哪些成果?

魏立帅:1956年1月,周恩来阐述了现代科技革命的思想:“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8年11月,国家科委成立,聂荣臻任主任。同时,各地相继成立地方科委。至此,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为基础的“大科学”体制开始形成。这一体制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形成科学院系统、高校科技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五路大军。

“大科学”体制的突出成果是“两弹一星”和石油会战。1959年9月在大庆发现油田后,石油系统集中了4万多人和大批设备、物资到大庆进行石油会战,只用3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大庆油田。全国有500多家工厂企业为会战生产了设备,200多家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支援了会战,集中体现了“大科学”体制的优越性和长处。

总体来说,“大科学”体制顺应了当时世界科技发展潮流,也是后发型国家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步伐的历史要求和最佳选择。这一体制适应了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读+:后来为什么要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

魏立帅: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大科学”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第一,原有科技体制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只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会及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形成科技和经济之间“两张皮”现象。第二,缺少一种公平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研究成果被视为公有财产,不利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和技术扩散。第三,科研部门条块分割现象十分严重,科技资源配置分散重复、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第四,在科研院所内,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过多,存在着“大锅饭”现象,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也导致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老化、僵化,抑制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

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先后制定若干文件,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鼓励科研机构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科研机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大科学”体制逐渐被打破,科研单位由单纯的、封闭的科研学术型向科研经营型转变,科技人员走上了经济建设主战场,纷纷成立科技型企业,科技成果商品化的速度也明显加快,集体、个体、私营等民办科技机构快速发展。

改革也带来了阵痛,许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只能依靠“创收”勉强维持,形成严重的社会分配脑体倒挂,出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知识分子收入降低,社会地位下降,科研队伍出现断层。这一情况到1993年才有所改变。

从“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到新型举国体制

读+:1993年以后,中国科技体制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魏立帅: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稳住一头”,就是以政府投入为主,稳住少数重点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机构,从事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活动。“放开一片”,就是要放开、搞活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机构,使其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与经济结合。

此后,逐步调整了国家计划资助的方式,从单纯的以项目为核心的方式,变为支持项目和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并重的方式,增加了支持基础研究的计划。在这一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大提高,社会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的风气,科研工作青黄不接的局面得以缓解。

2006年,中央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14位,并在2020年巩固排名。在榜单前30名里,中国是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专家认为,国家创新能力指数连续两年进入全球前15位,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魏立帅: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是我国科技战略的“三步走”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科技领域存在的多年来一直想解决但没有能解决的难题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接连出台了几个重要改革方案,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为“十四五”时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

(作者:李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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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蠢货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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